老板给员工买的【团体意外险】,保险金不能抵赔偿!最新案例也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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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笔看似“双重保障”的团体意外险，在工伤事故发生后，竟成了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新的争议焦点。



“老板给我买了意外险，出事后保险公司赔了钱，难道他就可以少赔我了吗？”现实中，许多用人单位为员工购买团体意外伤害保险，本意是增加一份保障，但当保险理赔与工伤赔偿相遇时，往往引发纠纷。

争议焦点，双重保障还是抵偿工具？

当工作期间发生意外，员工通常面临两条救济路径：一是依据工伤保险条例向用人单位主张工伤赔偿；二是依据保险公司理赔条款申请意外险赔付。

用人单位常有一种观点：“我为员工买了保险，保险赔了，我的赔偿责任就该相应减少或抵扣。” 这种观点在实践中引发了大量争议。用人单位认为自身支付了保费，理应享受赔付利益；而员工则认为，保险是额外福利，不能替代用人单位的法定责任。

这种理解上的偏差，正是众多劳动争议的源头。最新一批地方法院判例显示，这类纠纷在建筑业、制造业等高危行业尤为常见。

最高院明确，立法本意在于保护劳动者

最高人民法院在答疑中首先亮明观点：雇员所获团体意外险保险金，不应冲抵雇主的赔偿责任。

其核心法律依据是《保险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该条款规定，投保人为与其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投保人身保险，不得指定被保险人及其近亲属以外的人为受益人。

最高院阐释了其立法本意：旨在消除用人单位优势地位的影响，保障劳动者的权益。在实际劳动关系中，双方地位并不平等，若允许用人单位成为受益人，可能导致其利用优势地位，诱导或强迫员工作出违背真实意愿的表示，从而规避法律强制性规定。

“如果允许雇主为员工投保意外险后，可以直接在赔偿款中扣除该笔保险金，那么雇主就成为了实质意义上的受益人。”这显然与立法精神相悖，也扭曲了团体意外险本应具有的保障功能。

雇主赔偿后，也不能“代位”求偿

另一个关键问题是：用人单位承担了工伤赔偿责任后，能否取得员工对保险公司的保险金请求权？

最高院的答案同样是否定的。依据同上，用人单位支付了保费，但依法不能成为受益人，自然不享有保险金请求权。

《保险法》第四十六条进一步规定，在人身保险中，保险人给付保险金后，不享有向第三者追偿的权利，而被保险人或受益人仍有权向第三者请求赔偿。这意味着，法律允许在人身损害情形下，受害人可以同时获得保险赔付和侵权赔偿，二者不相互抵扣。

同理，用人单位对员工的赔偿是其应尽的法定义务，并非“第三者”的侵权责任。其履行义务后，不能自动“代位”获得员工本应享有的保险受益权。

最新案例，司法实践与最高院观点一致

最高院的答疑并非孤例，近期各地法院的判决也清晰印证了这一裁判导向。

例如，在江苏某建筑公司案（2025年判例）中，建筑公司为工地农民工投保了团体意外险。农民工王某施工中受伤，获得保险理赔8万元。后王某被认定为工伤，向公司索赔。公司主张保险金应抵扣工伤赔偿款。法院经审理认为，团体意外险属于商业保险，是用人单位提供的福利，其给付不能免除或减轻用人单位的法定工伤保险责任，判决公司全额支付工伤待遇。

在广东某制造企业案（2024年判例）中，员工李某发生工伤后，企业迅速进行了工伤赔偿。随后，企业以其是保险费支付方为由，要求将保险公司应向李某赔付的意外险金转付给企业。法院明确指出，该团体意外险指定的受益人为员工本人，保险金请求权专属于被保险人员工及其近亲属，企业无权主张，驳回了企业的诉讼请求。

这些最新案例均表明，司法实践严格遵循了《保险法》的立法目的，将团体意外险定性为员工及其家庭的额外保障，而非用人单位转移或减轻自身法定赔偿责任的工具。

给企业与劳动者的启示

最高院的观点和最新案例，为企业提供了明确的行为指引：

对用人单位而言：

端正投保目的：为员工购买团体意外险，应定位于增加员工福利、提升团队凝聚力，而非作为规避法定工伤责任的“护身符”。

明确合同约定：投保时，必须明确指定被保险人员工或其近亲属为受益人，相关投保文件务必由员工本人知悉确认，避免后续争议。

履行法定义务：工伤保险的缴纳和工伤赔偿的承担是不可推卸的法定责任。商业保险的赔付，不影响此项责任的独立存在和完全履行。

用人单位为员工购买商业保险，本应是一份温暖的“额外防护”。最高院的此次明确，正是为了确保这份“防护”能实实在在落在员工身上，回归保险的保障本质。

它划清了商业保险与法定责任之间的界线，防止福利“变味”。

对于企业，这则是一个提醒：提供福利值得鼓励，但履行法律底线责任永远是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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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微信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