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F上海中心主任Johannes Wiegand博士首先发表了题为《Global Prospects and Policies: Global Economy in Flux, Prospects Remain Dim》的演讲。他分析了2025年全球经济、发达经济体、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预计增速，并指出整体呈现“弱增长”格局。过去半年，美国对多国关税处于高位、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是全球市场核心关注点。与此同时，二季度美国经济表现依赖库存调整与进出口波动，内生动力薄弱；中国增速虽有回落，但稳增长政策持续发力。他强调，全球经济面临贸易摩擦升级、劳动力供给冲击、财政与金融脆弱性交织等下行风险，但人工智能技术突破、贸易谈判取得进展等因素也可能带来上行机遇，各国需从建立可预期贸易规则、重建财政缓冲、维护央行独立性等方面入手，并审慎运用产业政策，推动经济结构性改革。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张熠发表了题为《Restructuring of China's Pension System》的主题演讲。他聚焦中国人口老龄化挑战与养老金体系改革的课题，介绍了中国自1991年建立的“三支柱”养老金体系，并强调当前过度依赖第一支柱，第二支柱企业年金覆盖率低，第三支柱发展滞后。张熠教授表示，与OECD国家相比，中国净养老金财富值显著高于多数国家，因而制度的可持续性面临挑战。张熠提出，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未来核心改革方向是重构养老金制度，通过一系列措施促使社保体系聚焦代际与代内风险分担的核心功能。他强调，中国高储蓄率为改革提供了基础，通过制度设计激活个人养老储蓄意愿，是应对老龄化的关键。
圆桌讨论由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张熠主持。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保系主任唐珏针对全球贸易摩擦对中国社保体系的影响，指出中国企业社保缴费率较高且存在缴费基数下限约束，在中美贸易不确定性上升时，部分企业通过增加临时灵活用工以规避社保缴费，既降低劳动力成本，也可能加剧就业不稳定性，因此需要在稳定企业经营与保障社保体系可持续性间寻求平衡。Johannes Wiegand博士提到在美国，本国企业需承担含医保在内的50%社保费用，相关缴费比例是否过高的讨论十分常见，企业抱怨认为高社保缴费或反映在企业净工资中，同时他提出经济下行期，削减社保缴费可帮扶企业，但也需明确财政资金来源。对于技术推动经济增长的问题，他表示新技术有望促进增长、提升生产率，但目前技术应用程度存在不确定性，且可能替代部分就业，需要持续观察后续发展。Marijn A. Bolhuis教授重点围绕美中贸易展开分析，指出中美当前贸易与2018年贸易战存在关键差异。其一，美国此次加征关税的范围更广，不仅针对中国，还涉及欧洲等其他国家，这一变化对全球贸易格局重构有重要影响。其二，若当前贸易摩擦持续，更多国家或将通过双边贸易协定或区域贸易协定深化贸易联系，中国也在推进此类合作，不过这一过程的反馈需长期观察，未来或有更多国家和地区选择与中国开展贸易往来。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研究员诸宇灵围绕人口老龄化这一下行风险提出不同观点，认为中国具有抵消这一风险的潜力，中国部分群体，如具备较强消费能力、有更多时间的群体，拥有更充足的资金与时间，这类群体的消费行为有望拉动当前疲软的国内消费。针对她提出的“如何看待这种通过消费抵消人口老龄化风险的可能性，以及如何定义人口老龄化”问题，Johannes Wiegand博士指出，在中国语境下，老龄化或具有潜在积极作用，可能有利于助力需求结构平衡，推动中国经济向消费主导型转型，而这也是针对中国经济摆脱对资本投资和出口依赖的建议方向。Marijn A. Bolhuis教授指出，当前多国老年人的认知能力及工作生产力较10-20年前显著提升，包括中国在内的老龄化国家，存在让老年人延长工作年限的可能。不过，这需要推进退休年龄改革并出台延长工作的激励措施。
IMF经济学家Marijn A. Bolhuis带来了题为《EMERGING MARKET RESILIENCE: GOOD LUCK OR GOOD POLICIES?》的汇报。他指出，全球金融危机前，新兴市场在面临全球风险偏好下降时，常出现资本外流、货币贬值、融资成本上升等连锁反应，政策制定者陷入“保增长”与“稳通胀”的两难困境。通过对比金融危机前后两个时期数据，他提出后危机时代新兴市场资本外流、汇率通胀传导等问题缓解。近年来，新兴市场对全球金融冲击的敏感度显著下降，展现出更强的韧性。针对未来风险应对，他建议新兴市场持续完善政策框架，重建财政缓冲，警惕政策倒退风险。
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王龑楚发表了题为《Which Groups of Investors are Informed in Emerging Market?- China and Global Perspective》的主题演讲，从微观视角解析新兴市场的知情投资者群体。她指出，新兴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程度高、制度约束强等特点，知情投资者凭借信息优势获得超额收益，其行为对市场效率具有重要影响。她举例介绍并分析了国内机构投资者、外资机构投资者、高净值个人投资者、卖空者几类核心知情投资者群体及特征。王龑楚教授表示，新兴市场投资者的信息优势受市场特征与制度环境影响，未来需进一步研究跨国家、跨市场的差异及其决定因素。
Marijn A. Bolhuis表示，政策优化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且政策可预测性提升不仅便于企业开展投资，也让所在国对外国资本更具吸引力。他认同企业面临汇率波动时需通过对冲工具应对，而能否有效对冲取决于外汇市场发展程度，但外汇市场发展初期发展易伴随波动，需逐步推进，建议可参考 IMF《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中关于深化本币债券市场对抵御冲击重要性的章节，以及专门探讨外汇市场的第二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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