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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处前处长指出当前中国经济的压力来自房地产和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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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5-6-27 23:53:3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处前处长、康奈尔大学经济学教授普拉萨德观察当前中国经济后说,人工智能和高科技虽给中国经济带来无限可能,但当下仍面对房地产和就业问题,这给整个经济造成压力,并抑制消费。

对这话可以这样理解,当前我们经济的画卷上,一面闪烁着AI与高科技的璀璨光芒,另一面却受到房地产与就业压力的双重阻滞。往深里说,我们当下的经济,在地方层面可以具象化为转型意愿与转型能力、发展蓝图与基层执行之间存在错位,既说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循环有所阻滞,同时也让我们能够看到当前地方抓经济的路径依赖与能力短板共同筑成的无形高墙。

假设这观点存在一定合理性,那么接着应该要做的是应当消除这样的压力,而怎么才能做到呢?这里试着从相关矛盾的深层剖析入手,以在改革与治理赋能的双向维度中探寻路径。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出,生产结构决定分配结构。房地产行业的长期集中发展,致使大量资本长期聚焦于钢筋水泥投资,不仅影响社会再生产链条的平衡,使部分地方财政形成对土地出让的依赖惯性,更通过房价对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影响,间接制约了消费活力的释放,造成投资与消费的结构性失衡。

近来,房地产领域“三道红线”政策持续推进、“保交楼”专项行动落地,以及保障性住房与城市更新模式的探索,正推动资源从投机性领域向民生服务领域回归。这一过程本质上是,发展逻辑调整为从土地财政驱动的增长模式,逐步转向高质量发展路径。

但不容轻视的是,二十余年房地产驱动的增长模式,已内化为许多地方官员的“肌肉记忆”。“招拍挂出让土地—快速拉动GDP—获取财政收入—进行基建投资”的循环,被视为最熟悉、最“安全”的政绩生产路径。即便在中央三令五申“房住不炒”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宏大背景下,迄今仍有一些官员难以摆脱这一惯性。他们对土地收入的依赖已经上瘾,进而不自觉地挤压了对科技创新、产业升级、营商环境优化等长期战略的投入意愿与资源分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明确发展的鲜明使命是“以人民为中心”,而就业挑战则是对这一核心价值的重大考验。

当前的就业压力,不仅源于周期性波动,更在于‌结构性矛盾,在于新兴产业对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与传统产业劳动力技能升级滞后之间存在明显错位。

而AI等新技术在提升生产效率的同时,注定会在短期内对部分就业群体形成冲击,尤其是给技能结构固化的劳动者带来巨大转型压力。加之地方治理主体知识更新的滞后,其作用力进一步加剧了这一矛盾。



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在于科技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但不可否认的是,有‌相当一部分成长于传统工业化、城镇化浪潮期间的地方官员,他们可能擅长于“搞基建、抓项目、完指标”,但知识储备、思维模式与驾驭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的能力尚未能与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同步,以致对如何理解技术路线演进、培育创新生态、识别未来产业、构建风险投资保障体系缺乏系统认知,从而经常性地感到陌生甚至茫然。



因着这种路径依赖与能力欠缺,给他们所在地方发展造成的消极影响是多层次的。

一是土地财政依赖与转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需求的现实矛盾。或许他们能够认知到房地产转型的必要性,但在舒适区呆久呆惯了的一部分官员,仍倾向于通过土地出让快速补充财政资源这种简单高效的办法,客观上导致对科技创新、中小企业扶持等长期领域的资源投入不足。

二是传统治理思维与新兴产业需求的认知差距。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发展规律,更依赖技术路径的前瞻判断、创新失败的包容机制以及风险资本、耐心资本的有效引导。但部分地方治理主体仍沿用原有思维管理高新科技产业,将创新简单等同于园区建设与企业引进,忽视了人才引育、知识产权保护、容错机制等硬的软环境建设,导致部分科技园区物理空间完备而创新活力不足。

三是政策传导与基层执行能力的时滞问题。中央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化解房地产风险、促进高质量就业的战略部署,在一些地方遭遇执行层面的阻滞或变形。他们要么因担心创新风险而消极应对,要么因缺乏专业认知而盲目跟风。比如,在资源配置方面,宝贵的财政资金、土地指标甚至政策注意力,仍流向传统的、“看得见”的项目,而真正代表未来方向的创新型企业和战略新兴产业则因显示度不高却可能面临融资难、用地难、服务对接不畅等困难。



当AI技术代表的新质生产力与房地产领域的结构性矛盾并存,当地方抓发展的路径惯性与转型需求碰撞,唯有通过“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深度协同,系统性深化治理体系改革,重塑地方发展逻辑,打破资源配置的体制性壁垒,赋能地方官员队伍,提升地方治理的现代化能力。

在重塑地方发展逻辑方面,尽快构建与高质量发展内在要求高度契合的新型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大幅提升科技创新贡献度、产业升级加速度、绿色低碳发展水平、民生福祉改善程度等核心指标的权重,并强化过程评价与长期评价,彻底扭转惯性导向,引导官员将智慧与精力真正聚焦于“新质生产力”的精心培育与茁壮成长。



在资源配置方面,加快完善地方税体系,培育房产税等稳定税源,逐步降低地方财政对土地出让的依赖度。2025年房产税试点已扩至21个城市,上海、重庆等地的政策细则明确人均60平方米免税、二套房征税等措施。同时,优化转移支付结构,对主动布局新兴产业、推进转型发展的地区给予政策倾斜,形成高质量发展有支持、创新驱动有资源的良性循环。

在推动地方官员知识更新与能力跃升方面,针对性地大规模开展聚焦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生物科技、现代金融、创新管理等前沿领域的专业化、实战化培训;引入高水平的科技顾问、产业导师提供常态化智力支持;系统性选派有潜力的中青年干部到先进地区、顶尖高校研究机构或标杆创新型企业进行沉浸式交流挂职,快速、精准地补齐地方官员在新质生产力发展领域的知识短板与实战能力短板。同步选任有真才实学且能与时俱进更新知识储备的官员。

同时,构建鼓励创新、宽容试错的制度环境。明确界定在探索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过程中出现的非主观、非违规的失误边界,旗帜鲜明地为锐意改革、敢于担当的地方官员撑腰鼓劲,切实减轻其“怕出错、不敢为”的心理负担。

消除普拉萨德指出的压力,考验着治理智慧。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宏大叙事,既需抬头仰望星辰大海的科技前沿,亦需脚踏实地拆解束缚潜能的“高墙”。唯有在解构旧模式和建构新动能之间找到辩证统一,方能穿越当下的压力区,真正释放14亿人口的消费潜力和创新活力,在未来的全球经济图景中谱写崭新的中国篇章。

作者:微信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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