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全球经济步入新时代

梨波儿

这是北京老托第 446 篇 原创文章

在贸易紧张局势和高度政策不确定性的背景下，未来的发展道路将取决于如何应对挑战和把握机遇。

过去80年，大多数国家所遵循的全球经济体系正在经历重塑，世界由此迈入一个新时代。现有规则受到挑战，而新规则尚未成型。自1月底以来，美国接连发布一系列关税声明，从对加拿大、中国、墨西哥以及关键行业下手，最终在4月2日对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加征关税。美国的实际关税税率飙升至大萧条时期的水平以上，主要贸易伙伴的反制措施也大幅推高了全球关税税率。



由此产生的认知不确定性和政策不可预测性成为经济前景的主要驱动因素。如果关税的突然增加和随之而来的不确定性持续存在，将显著拖累全球经济增长。鉴于当前形势的复杂性和多变性，我们的报告对全球经济给出了一系列预测。



我们的《世界经济展望》基准预测纳入了美国在2月1日至4月4日期间发布的关税声明以及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这使得我们对今年和明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分别下调至2.8%和3%，相较于2025年1月《世界经济展望》更新时的预测，累计下调了约0.8个百分点。我们还给出了不包括4月关税的全球预测（4月前预测）。在这一情景下，全球经济增长仅会适度累计下调0.2个百分点，2025年和2026年将达到3.2%。

最后，我们纳入了基于模型的预测，该预测涵盖了4月4日后发布的声明。在此期间，美国暂时暂停了大部分关税，但对中国的关税提高到了极高水平。即便这种暂停无限期延长，与基准预测相比，全球经济前景也不会有实质性改变。这是因为，即使一些最初被高关税覆盖的国家现在将从中受益，但美国和中国的整体实际关税税率仍然居高不下，而且政策引发的不确定性并未降低。

尽管经济增长放缓，但全球经济增长仍远高于衰退水平。全球通胀率预计每年上调约0.1个百分点，但通胀下行趋势仍在持续。到目前为止，全球贸易表现出了较强的韧性，部分原因是企业能够在必要时调整贸易流向。然而，这一次可能会更加困难。我们预计2025年全球贸易增速将比产出增速下降得更多，降至1.7%——这与2025年1月《世界经济展望》更新时的预测相比，有了大幅下调。



不过，全球的总体数据掩盖了各国之间的巨大差异。对于实施关税的国家或地区来说，关税构成了负面的供给冲击，因为资源会被重新配置到生产竞争力较弱的产品上，从而导致总生产率下降和生产成本上升。从中期来看，关税预计会削弱竞争、抑制创新，并助长寻租行为，进一步给经济前景带来压力。

在美国，在近期政策声明发布之前，需求就已开始走软，这反映出政策不确定性加剧。根据我们4月2日的基准预测，我们将美国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1.8%，比1月时的预测低0.9个百分点，其中关税因素导致下调0.4个百分点。我们还将美国的通胀预期从2%上调了约1个百分点。

对于美国的贸易伙伴而言，关税大多构成负面的需求冲击，会使外国客户减少购买其产品，尽管部分国家能从贸易转移中获益。受这种通缩压力的影响，我们将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4%，下调了0.6个百分点，通胀预期下调了约0.8个百分点。



欧元区受到的实际关税相对较低，其经济增长预期下调0.2个百分点，至0.8%。在欧元区和中国，力度更大的财政刺激措施将在今明两年提供一定支持。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可能会面临显著的经济放缓，具体情况取决于关税的最终调整结果。我们将新兴市场经济体整体的经济增长预期下调了0.5个百分点，至3.7%。

紧密的全球供应链会放大关税和不确定性的影响。大多数贸易商品都是中间投入品，在最终制成产品前会多次跨境流动。正如我们在疫情期间看到的那样，供应链中断会在全球投入产出网络中上下游传导，并可能产生巨大的乘数效应。面临市场准入不确定性的企业可能会在短期内暂停业务，减少投资并削减开支。同样，金融机构也会重新评估借款人的风险敞口。不确定性增加和金融条件收紧很可能在短期内占据主导地位，拖累经济活动，油价的大幅下跌就反映了这一点。

关税对汇率的影响较为复杂。作为加征关税的国家，美国可能会像以往一样，出现货币升值的情况。然而，政策不确定性加剧、美国经济增长前景黯淡，以及全球对美元资产需求的调整（目前还算有序），都可能打压美元，自关税声明发布以来的情况便是如此。从中期来看，如果关税导致美国可贸易商品部门的生产率相较于贸易伙伴下降，美元实际汇率可能会贬值。

全球经济面临的风险有所增加，不断恶化的贸易紧张局势可能会进一步抑制经济增长。由于市场对经济增长前景减弱和不确定性增加做出负面反应，金融条件可能会进一步收紧。尽管银行总体资本充足，但金融市场可能会面临更严峻的考验。

然而，如果各国放宽当前的贸易政策立场并达成新的贸易协定，经济增长前景可能会立即得到改善。解决国内经济失衡问题，在未来几年内不仅能抵消经济风险、提高全球产出，还有助于显著缩小外部失衡。对欧洲来说，这意味着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以加快生产率增长；对中国来说，意味着加强对国内需求的支持；而对美国来说，则意味着加快财政整顿。



我们的政策建议强调审慎行事和加强合作。首要任务是恢复贸易政策的稳定性，并达成互利共赢的安排。全球经济需要一个清晰且可预测的贸易体系，以解决国际贸易规则长期存在的漏洞，包括普遍存在的非关税壁垒或其他扭曲贸易的措施。这需要各方加强合作。

货币政策也需保持灵活性。一些国家可能会在通胀和产出之间面临更艰难的权衡。在其他国家，通胀预期可能变得不稳定，新一轮通胀冲击可能接踵而至。面临价格压力回升的国家需要大力收紧货币政策；而对另一些国家来说，负面的需求冲击则需要降低政策利率。在任何情况下，货币政策的可信度都至关重要，央行独立性仍是基石。

关税调整带来的外部波动加剧，以及风险规避情绪可能长期存在的市场环境，对新兴市场来说可能难以应对。我们的综合政策框架强调，在当前由基本面因素驱动的情况下，让货币汇率进行调整十分重要，同时也明确了各国进行干预的具体条件。

财政部门在高债务、低增长和不断上升的融资成本之间面临更严峻的权衡。大多数国家的财政空间仍然有限，需要实施渐进且可信的财政整顿计划。而一些最贫困的国家由于官方援助减少，可能会陷入债务困境。

新的支出需求进一步加剧了财政脆弱性。那些可能因冲击而陷入严重困境的群体对支持的需求会增加。这种支持应精准定位，并设置自动终止条款。过去四年的经验表明，开启财政支持容易，关闭却很难。

一些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面临国防相关支出的新增和永久性增长。这些资金该如何筹集呢？对于财政空间充足的国家，只有额外支出中的临时性部分，即帮助适应新环境的临时支持或重建国防能力的初期大额支出，才应该通过举债来融资。对于其他所有国家，新的支出需求应该通过削减其他方面的开支或增加新收入来抵消。

我们不应忽视实现更强劲增长的需求。各国政府应继续推进财政和结构性改革，以调动私人资源、减少资源错配。同时，还应投资于数字基础设施和培训，以便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中获益。

最后，我们应该反思为何全球体系需要重新规划，并认识到几十年来不断深化的贸易联系在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均衡的发展。在许多发达经济体中，人们强烈认为全球化不公平地夺走了许多国内制造业岗位。这些不满有一定道理，即便在贸易顺差国（如德国）和贸易逆差国（如美国），发达经济体制造业就业占比长期以来都在下降。

这种下降背后的深层原因是技术进步和自动化，而非全球化：在这两个国家，制造业的产出占比一直保持稳定。这两种力量最终都是有益的，但可能会对个人和社会造成巨大冲击。确保在进步或全球化的步伐与应对相关混乱之间取得恰当平衡，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这要求政策制定者突破“赢家”和“输家”（无论是技术革命还是全球化中的受益者和受损者）之间补偿性转移这种简单思维模式。遗憾的是，在这方面我们做得还不够，导致许多人秉持零和世界观，认为一些人的收益必然以牺牲他人为代价。相反，我们需要更好地理解这些根本原因，从而构建一个更完善的贸易体系，创造更多机遇。这一目标体现在我们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条款》中，其中要求我们“促进国际贸易的扩大与平衡增长，进而为促进和维持高水平的就业和实际收入做出贡献” 。

全球一体化本身并非目的，而是实现目标的手段，其重要性在于能够提高所有人的生活水平。

——本文内容基于2025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第一章《政策不确定性考验全球韧性》。

https://www.imf.org/en/Blogs/Articles/2025/04/22/the-global-economy-enters-a-new-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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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微信文章